2022/12/12 来源：天津文明网
在逝者和生者之间，有一群特殊人士架起了一座传递爱心的桥梁。
他们就是“生命的摆渡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目前，天津共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52名。他们在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患者家庭情况各有不同，每个协调员都经历过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不理解很正常，那就让他们理解器官捐献
今年50岁的仲莹从2010年就开始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是天津市最早的几位协调员之一。她说话语气平缓、声音悦耳，给人一种亲和力。
仲莹所在的“天津市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是依托市第一中心医院、由天津市辖区内移植医院共同设立的专门医学机构，从事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获取、修复、维护、保存和转运。工作人员由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等组成。仲莹和其他9位同事主要从事协调、帮助家属进行患者的器官捐献工作，最终挽救其他生命垂危的病人。为了生命的接力，他们和时间赛跑、跟观念博弈。
小贴士
目前，器官获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捐献人生前提交过器官捐献申请。第二种是捐献人在生前没有明确不捐献意愿的，可由直系亲属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
器官捐献协管员一般都是在患者生命出现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介入，且家属也同意捐献才可在患者身故后进行捐献。
今年8月的一天，早上8点多，刚刚上班的仲莹接到来自蓟州某医院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打来的电话，一位患者因遭遇车祸导致颅脑重度损伤，命悬一线。仲莹一边赶往医院，一边拨通了患者儿子的电话。通过先期沟通仲莹发现，患者的儿子小张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情绪，还咨询了几个问题。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仲莹判断，这次协调工作“有门儿”。
到达医院后，仲莹和患者的儿子、儿媳以及其他几位亲属见了面。通过和患者的主治医生沟通，仲莹了解到，病人60岁，当时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两天，由于脑部创伤严重，已完全靠机器来维持生命。原本患者一家都在村里务农，虽然平时生活拮据，也算安定。患者唯一的儿子小张，性格非常内向，突然遭遇这样的变故显然已经没了主意。还没等小张表态，一位亲属先开了腔：“不行！不行！这人没准还能治，这才哪儿到哪儿就捐器官，我们不捐！”病人亲属这么一说，小张显然没了主意，不敢再出声。之后，更是被家人一把拉走了。
正值中午，吃完午饭的病人家属们回到医院，又看到仍在医院门口等待的仲莹。小张明显一愣，他以为遭到拒绝的仲莹早就走了，没想到还等在这里。此时，仲莹看到小张的眼里有了一丝犹豫。仲莹敏锐地捕捉到小张情绪的变化，赶紧说道：“咱们再聊聊好吗？”小张点点头答应了，但要求是要和自己的亲属们一起商量。
看到有了转机，仲莹赶紧介绍起器官捐献的知识和流程，听到这些后，亲属们在沉寂片刻后突然炸了锅，“绝对不行，这么做，这孩子不就成不孝之子了吗？”“我们这儿的人接受不了这个！”“以后村里人怎么看这孩子？”仲莹明显感到，此刻的小张，受到了很大压力，即便有替父亲捐献器官的意愿也不敢再张嘴说出来了。
为了不激化矛盾，仲莹示意小张再考虑下，自己则默默在一旁等待。就在这时，小张的一位表哥闻讯赶到了医院。“捐献器官是好事儿，既然已经没好转的希望了，为什么不同意，你是直系亲属，自己就能做主，不用听别人的。”听了表哥的话，小张终于同意捐献父亲的器官。
就在这时，又有人提出，由于病人遭遇了交通事故，如果进行器官捐献，会不会对事故判定结果造成影响。这下，刚被做通工作的小张又犹豫了。仲莹知道，按照《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的规定，器官捐献不会对交通事故判定造成影响，但为了打消小张的顾虑，仲莹决定陪着小张到交通队询问。然而，当地交通队并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一时不敢给出肯定的答复。几经询问和调查，最终，交通部门给出了明确意见：只要在各种手续完备的情况下，器官捐献不会对车祸责任的判定产生任何影响。小张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夜幕降临，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家里的亲戚都已经陆续离开，小张坐在椅子上，突然哭了起来，然后将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原来，家里一个亲戚看到仲莹一直在和小张商量器官捐献的事儿，就猜测小张是因为父亲的伤势太重，需要大量医药费，不愿意再给父亲治了，最后还要把自己父亲的器官也卖了。虽然只是一种无端猜测，也让小张的心里掀起巨浪，一时接受不了。“虽然我们一家子也没什么钱，但我们一直本本分分，我爸在村里的人缘可好了，谁家有忙都去帮，治疗费再贵，我也不会不给我爸治，也不会卖他的器官！”激动的小张越说越委屈。
小张的话，一下子让仲莹明白过来，原来，他心里还有这样一个“大疙瘩”。仲莹拍了拍小张的肩安慰着说：“小伙子，听了你说你父亲的事儿，我感觉他就是个特别老实善良的人，你觉得如果是他，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儿子呢，他也会像别人一样那么想你？”
四周陷入一片沉寂，突然小张问出了一句话：“大姐，我爸是不是就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他要是能活，花再多钱我也得给他治啊！”说这句话时，小张的眼中满是企盼的神情。此时，仲莹本想告诉他，凭借医生们的经验，这样的患者大多已经处于生命的尽头。但看到小张的样子，这句话，她终究没有说出口。
看到仲莹投来安慰的眼神，小张似乎明白了什么：“我爸爸就是个普通的农民，大道理不会讲，也没那么伟大，但我想，我这么做他肯定不会怪我的。”
“捐不捐献你父亲的器官，决定权在你，不管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我都会感谢你，小伙子。”仲莹这一番温暖的话，也让小张心里坚定了替父亲捐献器官的决定。
“从事器官协调员工作这么多年来，接触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对器官捐献工作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我们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此。”仲莹说。
仲莹参加器官捐献宣传活动，右二为仲莹
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但又希望他们忘了我
今年41岁的程伟也是“天津市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一名器官协调员，有着8年的工作经验。在她看来，协调员不仅要有临床医学背景，还要具有心理、伦理、法律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和耐心。
今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程伟接到电话：一个不到3个月的女婴因意外受伤正处于脑死亡边缘状态，生命垂危，正在儿童医院抢救。听到这个消息，程伟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当时，孩子的父亲还算冷静，可孩子的母亲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虽然她开始没说什么，但眼神中透出阵阵凉意。”看到孩子妈妈小李的状态，程伟并没有直接说出希望家属捐献孩子器官的想法，而是先询问了他们目前的需求，希望得到哪些帮助？但没说上两句话，小李突然情绪激动，大声哭泣起来。妻子突然失控，让孩子的父亲手足无措。此时，程伟什么话也没说，便把这位悲恸的母亲揽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40分钟过去了，小李的情绪渐渐稳定。程伟开口试着说道：“天太热了，咱们找个阴凉地方坐着，给我看看孩子的照片好吗？听到这里，小李不再抗拒，还掏出手机，打开了相册。“从丽丽出生第一天开始，我每天都给她拍照，一天没落。”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程伟陪着小李翻看了1000多张照片，看着她哭着哭着笑了，又笑着笑着哭了......
出于对患者和家属的尊重，器官协调员一般不会过多询问他们的家庭具体情况，大多时候，他们是家属们在极度绝望中把器官协调员当成倾诉的对象和“情感救生圈”。交谈中，程伟了解到，小李夫妇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丽丽是他们的第三个女儿，从降生就是小李手把手带着。意外的发生，让她一时难以接受。在孩子爸爸和程伟的耐心劝说下，小李开始接受了孩子即将逝去的事实。
过了两天，当程伟再次来到医院见到小李的时候，小李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姐，虽然丽丽只来到我们家不到3个月，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欢乐，但我知道这个小天使就要走了，你们说的对，器官捐献可以让她以另一种方式和我们在一起，她其实还在，对不对？”看到小李态度的转变，程伟非常高兴，与此同时，她又想为这位悲伤的母亲做点什么。程伟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母亲，特别理解另一个母亲即将骨肉离别的锥心之痛。
小李说，其实转天就是孩子的百天了，可由于现实情况，家人实在无暇顾及这些事。“那就给孩子办个‘百天’仪式吧，我赶紧去给孩子买件裙子。”此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程伟骑着车寻找童装店，给孩子买一条漂亮的小裙子。考虑到孩子头部还有医疗仪器，细心的程伟又搭配了一条漂亮的发带。
之后，程伟又紧急协调医院，以便让小李进入重症监护室和孩子见面。转天，在给孩子穿好裙子，戴好发带后，程伟把小李带到了病床前。“孩子穿着一条粉色的小纱裙，带着白色的发带，模样就像个熟睡的‘小天使’，小李牵着孩子的手，和孩子做了最后的告别......”
在回家的路上，程伟一路默默地搂着小李的肩，就在进家门的一瞬间，这位坚强的母亲将积蓄已久的情绪爆发出来，她抱住程伟失声痛哭。“我摸孩子的手是热的，医生护士把她照顾得很好，孩子走了也不会孤单。”程伟不住地轻拍着小李的背说：“你表现的也很好，在孩子面前没有哭，孩子现在肯定正在某个地方看着你，陪着你。”为了找到对孩子的寄托，程伟还告诉小李可以将丽丽的名字刻在蓟州元宝山庄的“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上，这样，小李每年都可以到那里去看看自己的孩子。
“丽丽虽然只有三个月大，但她捐出的肝脏将会使另一个生命重生”，程伟感慨地说。就在10月份，小李还给程伟发来了照片，那是她和孩子爸爸一起爬盘山的照片。她说，自己和丈夫正在积极调整心情，迎接新的生活。“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息，我都会衷心祝福，但过后我从不会主动跟他们联系，我希望他们走出亲人逝去的痛苦，毕竟他们还要开始新的生活。”程伟说。
医护人员为捐献器官的“百天宝宝”默哀
协调不成功是家常便饭，但不能掉头就走
在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中，不成功的案例占了大多数。程伟说，每一个病人当时的病情不同，家庭情况不同，家属往往做出的决定也不同。即便协调不成功，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也不会掉头就走，而是尽可能陪伴在家属身边，给予人道主义关怀。
2016年的一个夏天，程伟接到消息：静海区某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因车祸导致重度颅脑损伤已经被紧急抢救了两次，当时只能靠呼吸机和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在监护室门外，程伟见到了焦急等待孙女的纪大爷。原来，当天上午，纪大爷的老伴儿带着小孙女在亲戚家门口聊天，由于亲戚家位于国道边上，一辆小轿车不知从哪里冲出，当即就将祖孙二人撞飞十几米远。由于车头正对着孩子头部位置，小女孩送到医院后已经昏迷不醒，老伴儿也是腰部和腿部严重骨折。
儿子、儿媳忙着处理交通事故，医院里只剩纪大爷一个人跑来跑去。“这边是孙女，那边是老伴儿，都在监护室见不着面儿，我可怎么办呢？”心力交瘁的纪大爷倚在墙角，全身发颤。就在此时，重症监护室医生的一番话又给了纪大爷当头一棒，“孩子情况很不乐观，您做好准备吧。”看到大爷如此无助，程伟赶紧将他扶到椅子边让他坐下。看到纪大爷已经有了孙女即将离去的思想准备，程伟尝试着介绍起自己的身份。纪大爷缓了缓神才发现，站在眼前的程伟大着肚子，已经陪着自己站了一个多小时，那时程伟怀着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六个多月了。“闺女，你也坐下歇歇吧，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也不是不同意，不过，我得和家里人，尤其是老伴儿商量商量，她还不知道孩子的情况，我难啊！”程伟没有再和大爷说任何关于器官捐献的事，而是拿起孩子的诊断结果和片子对大爷说：“孩子还那么小，医院肯定会尽力治疗，如果您愿意，我把这些东西送到市里的医院再请专家看看，孩子的情况是不是还有希望。”重症监护室外静的出奇，程伟就坐在纪大爷身边一直等着。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程伟经历过很多次这种场景，每一次，她能做的只有默默陪伴，因为她能体会到，早上还在身边活蹦乱跳的孙女，此时却生死未卜，纪大爷是怎样撕心裂肺般的痛。
由于小女孩的病情变化太快，医院在用尽所有抢救办法后，仍然没有挽回孩子的生命。程伟还没有来得及向老人过多介绍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纪大爷就永远失去了活泼可爱的孙女。看到抢救孩子的医生、护士纷纷离开，程伟看到了纪大爷眼中的无助。因为老人的儿子、儿媳还没来得及赶到医院，程伟不忍就此离开，仍然守在大爷身边。“闺女，我没事儿，你身子不方便，回去吧。我缓缓还得上楼看看老伴儿，她还不知道孩子没了的事儿，我得在这儿先想想，编个瞎话儿好骗骗她呀。”看到老人强忍悲痛的样子，程伟实在迈不开腿。“大爷，这个小天使来到人间，给您和家人带来1000多天的欢乐，现在她的任务完成了，要回天堂了，但她肯定会记得自己的爷爷奶奶，就是换了种形式陪着你们，你和奶奶也要陪着她呀......”听了程伟的话，纪大爷含泪点了点头。医院的走廊里，程伟就这样陪在纪大爷身边，直到他的儿子和儿媳赶到医院。离开前，程伟对纪大爷说：“您就告诉孩子的奶奶，孩子已经没事儿了，等着和奶奶见面呐。”
在程伟看来，器官协调员最希望的就是协调成功，那代表着一个或几个生命的重生，程伟明白，这次器官捐献协调失败了，但同时，他们更要尊重每一个患者家属的意愿，甚至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适时予以安慰，让他们在最难过的时候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程伟生活照
截至目前，天津累计报名器官捐献人数达67770人，累计成功捐献1400多例，挽救了4000多名生命垂危的器官终末期患者的生命，本市累计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远超全国比例。
人体器官志愿捐献登记表
为了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器官协调员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到高校、社区、单位进行人体器官捐献知识介绍。现在，多条地铁线路上也有了人体器官捐献的公益广告。让器官协调员们高兴的是，提起器官捐献这件事时，大家已经不再陌生，甚至会详细咨询。“回头看看，器官捐献这项工作已经进步了不少，哪怕推进一点点，只要我们不停下，器官捐献这项公益事业就会越来越好。”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样说。
逝者家属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
（注：除器官捐献协调员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